千年运河，流淌着岁月的故事，在京津冀大地镌刻下深深的文化印记。8 月 23 日，“2025 大运河文化阅读行” 第七站活动在天津盛大举行。本次活动以 “运河千年 津彩流韵” 为主题，不仅深入挖掘了运河与天津的深厚渊源，更通过文化座谈、主题市集等丰富多元的形式，解锁了大运河对京津冀三地文化特性塑造的奥秘。
多维度解读运河与京津冀渊源
天津站活动，无疑是京津冀运河文化协同传播的一次生动实践。活动现场，一幅徐徐展开的运河长卷，成为了三地文化交融的直观而美妙的载体。画卷中，北京琉璃厂散发的翰墨书香，与天津古文化街的市井喧嚣相互呼应，生动展现出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。而大运河河北段沿岸的地标也在画卷中悄然呈现，它们默默诉说着大运河作为京津冀 “文化纽带” 的深厚底蕴。这条运河，连接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区域，更是三地人民的文化脉络。
在文化座谈环节，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。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任吉东，作家、知名策展人、《天津传》作者徐凤文，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、一级编剧、话剧《运河 1935》编剧陈建忠，三位学者从历史、文学、艺术多维度解读运河与京津冀的紧密关联。
“天津是运河载来的城市。” 任吉东的话语掷地有声。在他看来，天津作为运河 “河海交汇” 的关键节点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。它是京杭大运河通往北京的咽喉要道，也是河北与北京物资、文化流通的重要枢纽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南来北往的移民汇聚于此，有来自河北的船工，他们带着质朴的劳作气息；有山东的商帮，带来了商业的活力与智慧；还有经北京南下的文人，传播着文化的种子。这种多元的人口结构，使得京津冀文化在这里激烈碰撞又完美融合，逐渐形成了南北兼容、独具魅力的独特生态。
人才流动促成三地互相滋养
“天津自形成之初便浸润着运河基因。” 徐凤文对天津的文化根源有着深刻的洞察。他如数家珍般历数天津的地名，杨柳青、北仓、南仓、估衣街…… 这些看似普通的地名背后，都隐藏着运河漕运的历史痕迹。它们见证了南北物资的流通、人员的频繁往来以及口味的相互交换。
徐凤文还深入梳理历史发现，近代以来，众多文化名人都与天津结下了深厚的渊源。1895 年，严复在天津《直报》上发表文章，大力宣传变法维新，如同一颗思想的火种，在天津乃至全国引发了对变革的思考与探索。黄佐临（初名黄作霖）这位天津人，与另一位同样出自天津的 “大导” 焦菊隐一起，被誉为 “北焦南黄”，他们在艺术领域的杰出成就，为天津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“文艺人士成名之前，在天津读书，在天津历练，之后或北上或南下发展，则成为天津城市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。” 徐凤文总结道，这种人才的流动，为京津冀三地文化的相互滋养提供了契机。
任吉东进一步指出，河北梆子传入天津后，经历了 “卫梆子” 的改造，巧妙地融入了天津语音，使其在天津这片土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评剧从冀东莲花落起步，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天津方言，从而形成了 “大口落子” 这一独特的艺术风格。这些艺术形式的交融演变，正是大运河串联起京津冀文化的生动而有力的见证。它们如同文化的使者，在三地之间传递着艺术的魅力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
构建 “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”
在文学领域，以孙犁、刘绍棠为代表的 “荷花淀派” 作家，通过对京东运河沿岸人民生活的细腻书写，成功构建了 “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”。陈建忠介绍，孙犁笔下的荷花淀，充满了清新、柔和、浪漫的气息。即便身处民族大危机的艰难时代，他依然能从平凡的生活中挖掘出清新朴实的场景，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的希望与美好。刘绍棠师从孙犁，却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，创作出另一种别具风情的运河风光。他笔下的运河，既包含北京通州的市井烟火，展现出城市的繁华与喧嚣；也有河北的田园风光，描绘出乡村的宁静与质朴；更与天津的码头文化遥相呼应，体现出天津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。刘绍棠生前发表长、中、短篇小说等各类作品 600 余万字，其主要创作内容都是围绕京东运河展开的，因此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“运河之子”。依托其作品《蒲柳人家》《运河的桨声》创作的话剧《运河 1935》，更是成为京津冀文艺协同创作的典范之作。这部话剧将文学作品搬上舞台，以生动的表演形式展现了运河文化的魅力，促进了三地在文艺创作方面的深度合作与交流。
“2025 大运河文化阅读行” 活动从绍兴启航，一路途经淮安、淮北、郑州、德州、邯郸、天津，下一站将抵达本次航程的北起点 —— 北京。它如同一场文化的接力赛，沿着大运河的轨迹，不断追寻运河的千年足迹，持续挖掘和传播大运河文化，让这一古老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，进一步巩固大运河作为京津冀文化纽带的重要地位，促进三地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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